《西安事变》剧照

1933年12月18日，蒋介石电召“榆关事变”中打了败仗引咎辞职的张学良回国，想利用张学良来将东北军投入“围剿”红军的战争。此时的张学良也不推辞，欲借此机会重掌兵权。于是1934年3月1日在位于武昌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宣誓就职副司令一职（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

“剿共”屡遭失败，全军弥漫消极态度

张学良在就职时就声言要“在蒋总司令计划指导下努力工作”，以表明自己的拥蒋反共立场。为此，他从华北地区抽调第57军和第67军南下与红军作战，第51军、第53军和第63军仍驻华北原防。不想与红军作战的部队因过于轻敌，屡遭仅有3000人枪的红军第25军打击。

1934年4月19日，第57军109师所属2个营在光山县境执行搜索任务时，突然遭到红军伏击，经过一小时战斗，第109师伤亡200余人，被红军俘虏52人。7月17日，第115师又在长岗岭遭到红军重创，该师被俘达3700多人，师长姚东藩被撤职查办。

第115师的惨败，使东北军犹如当头一棒，东北军士气遭到严重打击。全军上下弥漫着消极态度，他们甚至对与红军作战到底是不是正确而产生了怀疑。“为什么总要打内战，不一致对外收复失地呢？”

总算是红军第25军于1934年12月转移至陕南，这才使东北军的军心没有继续恶化下去。

1930年代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与红军主力对抗，张学良开始犹豫

为了督促东北军能够全力“剿匪”，蒋介石决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要求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第51军、第57军和骑兵军（由东北军各骑兵师改编新建），并授权张氏全权负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驻军的“剿匪”事宜。

张学良这一新任职务的权力，几乎与当年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相当，但西北地区与他和东北军来说都十分陌生，西北军与东北军也没有任何渊源，愿不愿意服从命令尚且两说，再加上部队在豫皖驻防时期就有厌战情绪，因此将东北军主力调往西北继续与红军作战，不仅东北军广大官兵不情愿。

就连张学良也觉得勉强。不仅如此，东北军数万兵马与红25军3000余人作战时尚且落败，这次入陕所要面对的则是红军主力，能不能打赢也是一个未知数。就这样，张学良和入陕东北军带着消极态度，以及无限的忧虑进入了陕西。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搭机赶来西安，下机时满面愁容

东北军越战越弱，参谋长被俘，团长自杀

事情的发展果如原先担心的一样。东北军入陕后不久，第67军第110师于10月1日在劳山遭到重创，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第629团团长杨德新阵亡，第628团团长裴焕彩被俘。第110师重蹈了一年前第115师的覆辙，并在战后被军政部明令撤销了番号，成为东北军军史上最大的耻辱。

东北军在与日军作战中虽然接连惨败，但却从没有成建制被歼灭的事例发生。反倒在参加不得人心的内战后接二连三被红军歼灭。10月19日，第107师619团在榆林桥全团覆没，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24日，第109师又在直罗镇全师覆没，师长牛元峰、第627团团长郑树藩阵亡，参谋长刘德裕被俘，就连曾在榆关抗击日军而闻名的抗日英雄——第626团团长石世安也在悲愤中自杀身亡。

西安事变第二天《西北文化日报》刊登的有关报道

直罗镇一战后，张学良虽然抽调部队重组第109师，但入陕的东北军已经因为不断的失利而彻底丧失继续与红军作战的战意，更甚者，红军依靠缴获的大量东北军装备更新火力，并接纳了大量被俘士兵编成一个补充师。这么一来，东北军越战越弱，红军越打越强，长此以往，东北军必将在内战中消亡殆尽。

与红军秘密取得联络，与红军达成默契

在战局不断失利，以及红军不断派人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情况下，张学良终于通过被俘获释的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红军秘密取得联络，并同红军达成停战协定。张学良表示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红军参加对日作战，他愿意“完全赞助”，并在红军主力将集中河北时“通知在平汉路西的东北军四个师与红军联络”、“通知驻陕甘的东北军让路”。

从1936年开始，东北军虽然继续在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但每当与红军遭遇，就十分默契地对天放枪。红军也表示出极大诚意，如主动放弃瓦窑堡，使张学良完成了蒋介石所交付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周恩来从西安回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自从张学良与红军达成默契之后，他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准备工作。为使东北军能够重新振作，树立“精诚团结、意志统一”的思想，唤起“久以消沉的民气”，张学良出资创办《西京民报》，作为其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阵地。在军队内部，他则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并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军官组成“抗日同志会”，由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宣传部长，何镜华任军事部长。

同志会的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张学良还亲自对会员说：“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

张学良在西北的一系列“反常”行为，使蒋介石深感担忧。为了督促张学良坚决“剿匪”，完成先安内的国策，蒋氏决定于1936年10月20日启程前往西安坐镇督战，以期改变西北战局。对于蒋介石的到来，张学良曾经想说服蒋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但在经过数次苦谏后，蒋仍不为所动。这就迫使张学良联合陕西地方驻军的首领杨虎城实施兵谏、逼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