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百年前的今天，你的鲁迅突然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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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8年5月15日，37岁的北漂周树人，翻开了一本《新青年》。

　　周树人同学来到北平，已有六年。作为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小公务员，生活和收入都稳定得单调。他每天晚上一两点才睡觉，睡到上午九十点才起床，不吃早饭直接去部里办公——那时的北平还没有地铁，上班也不打卡。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耗完一天，回到居住的绍兴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古碑、读墓志或是看佛经，直到一两点睡觉。

　　这实在不是我们的周树人想要的生活。他刚刚从日本回来到杭州当生物和化学老师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充满正能量的：短发、西服、衬衫、领带，一个晚清腐朽时代里踌躇满志的好青年。

　　

　　然而只过了两年，就被生活折磨得换了一幅模样：神色苍白、面容消瘦、头发桀骜不驯地根根直竖。一件从秋天直穿到冬天的黑色棉布袍，一条黑色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和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三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却是四五十岁人的气质。

　　家里有母亲给他找的妻子，小脚不识字的朱安，他连家都不想回去。情场不得已，事业也没辙，绍兴的颓废生活眼看还要继续下去——忽然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朝痛快无比地就此垮掉了。他的好友蔡元培给他在崭新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里找了份工作，周树人在南京呆了三个月，袁世凯和革命党一谈妥，政府机构迁往北平，周树人也就跟着一路向北了。

　　那时当然还没有京沪高铁，周树人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进京。车窗外的景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稀疏的草木点缀着赤裸裸的黄土，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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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的同事们，夜生活跟周树人是不一样的。高雅的玩古玩、购书画，不想装的就或嫖或赌、及时行乐。

　　然而周树人做不到啊。买古玩书画吧，他的工资不足以支持这业余爱好；学习边嫖边赌吧，他又实在缺乏兴趣。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炒股，既没有手机也没有广场舞，要打发时间，他只能选择一种比较省钱的方式：从石刻拓本抄古经。

　　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比马赛克还难认，有时抄一张要许多天。除了抄书，他也开始读佛经，《瑜伽师地论》这样的高级佛系著作。除了抄书和读佛经，也搞搞古书的校勘工作。一句话，都是不费钱但是也没有多少乐趣可言的活动，在绍兴会馆就可以做。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好几年，周树人从31岁到了36岁。真正难捱的倒不是理想的无望和官场的无聊，而是生活的看不到希望——以及单身一人。至少在初到北平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异性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禁欲生活，而且差不多过了十年。学医出身的他，当然知道阴阳不调的伤害，“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

　　他的绍兴老乡钱玄同就不一样，虽然比周树人小六岁，但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三个儿子钱三强——后来的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1916年8月9日，钱玄同以老朋友以及《新青年》编辑部成员的身份，来绍兴会馆造访周树人。

　　他问，你抄这些古碑有什么用呢？

　　周树人说，没有什么用。

　　钱玄同说，来吧，不如给我们的杂志写文章。

　　周树人左思右想，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反正不能证明希望一定没有。终于在1918年，准备要给《新青年》写稿了。

　　钱玄同并没有要求写什么，但周树人决定写小说。当时的小说不算文学，写小说的也不被看作文学家，周树人只是觉得既然要以呐喊来启蒙当时的民众，小说会是一种有力的方式。

　　周树人看过不少小说的：小时候看《三国》《水浒》，后来又差不多看过中国一直以来的古白话小说比如《三言二拍》什么的。外国小说也看，最爱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但“小说作法”和“怎样才能写出畅销小说”之类的东西，却一本没有看过。

　　1918年4月2日，周树人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写完了第一篇给《新青年》的小说，借用果戈里的小说名，题为《狂人日记》。小说叙述了一个具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知识分子，被家族和传统制度逼疯的故事，写完就丢给了钱玄同。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这一篇《狂人日记》，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的笔名现世。从这天开始，你的鲁迅就此上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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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一年后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陈独秀们声望的与日俱增、鲁迅一篇又一篇小说的相继问世，《狂人日记》越来越受推崇，也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小说。

　　要是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从日本回来后在斗室中抄了几年古书的周树人，创造了与古文言文、古白话文相对而立的现代白话文。后来的白话小说白话文学，很大程度上都继承的是鲁迅开创的这一风格。

　　很快《狂人日记》就成了民国小学课本的教材内容，里面好多句子，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的同学们仍然记忆犹新：

　　“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写小说的唯一目的是要改良人生，具体而言就是启蒙民智、提升民众素质。所以他虽然在内心深处一直对启蒙持有怀疑，但那时总是一篇一篇地写了下去，为陈独秀、胡适的大力推行新文化而摇旗呐喊。从此开始的十八年余生里，他从一个小公务员变成了一个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也最重要的作家。一部《鲁迅全集》，大部分文字都写于《狂人日记》之后。

　　

　　但鲁迅虽然已上线百年，但他当然想不到启蒙仍然是当下的要务。二十一世纪的普罗大众，仍然不能每一次都看清楚人血馒头的真相，仍然经常被满屏的感叹号骗得热泪盈眶，仍然需要时时擦亮自己的眼睛。一百年前的启蒙，如今仍然无法宣告过时。

　　所以鲁迅至死可能都不会知道：他呕心沥血写的那些经典小说，终于变成了课堂上要求归纳中心思想的死板文字；而那些被中心思想折磨的孩子，长大后也终于找到了报答鲁迅的机会，他们把他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表情包。